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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派生的文化现象
www.lndjt.com 2014-4-28 来源:岭南文博院 浏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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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派生的文化现象,原来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们今天后面还没有人磕睡,原来我们喜欢坐后排的同学老是喜欢偷懒、打磕睡。于是我就看到两个同学都是拿着书打磕睡,但是我可以对第一个同学说:“你看你,你一拿着书就打磕睡,你看人家,人家打磕睡都拿着书。”这是什么道理?事实好象都一样,因为价值观不同、立场不同,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方法。假设我们现在在火车上,凡是你们说火车是在往前进的时候,我一定要说火车是在往后退。凡是我说火车在往前进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感觉到火车是在往后退。这个是什么道理?因为我们是面对面的对立的立场,立场不一样,观点没有办法统一。所以说只要立场对头,观点就好统一。所谓观点就是观察的点。我们在同一个点上来观察事情,它肯定就会统一起来。即使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通过方法的东西来加以解决,就会好一点。
    1、风气有些漂泊
    (1)泛娱乐化。消费主义倾向严重。什么都娱乐,政治也娱乐,我们打日本的电视剧也娱乐。在我们重庆那边结婚也娱乐,婚礼本来是一个很慎重、很严肃的一个场合,本来它的含义是我们两个人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要赌咒发誓说不管生老病死、风里雨里我们都要一辈子在一起。也就是让你今后想变卦的话基本上不可能的,增加你的结婚成本,就是为了增加你的离婚成本。婚礼的意思就是这个,让你受教育。现在有的人把新娘、新郎搞成像两个演员一样,一会做这样、一会做那样,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就是好玩嘛?什么都在玩,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2)泛道德化。一个方面就是把不是道德的东西也说成是道德,现在有了生态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什么伦理学都有了。本来伦理学应该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把一棵树也作为了一个主体,因此你砍树也是不道德的,你吃菜也是不道德的,因为人家也是生命。杀猪也是不道德了,那谁还干这个职业?什么都不道德。反过来的另外一种主义就是相对主义,既然是如此的话,就不存在道不道德。杨清明在台上不过就用一张嘴巴在挣饭吃,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挣饭吃。我用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去挣饭吃,为什么不可以?因此就没有了客观的标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们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
    (3)泛数字化。好象讲科学发展观,科学就要讲数学,数学就要讲数字,要通过数字来说话。不管是什么东西,自然科学的东西还是社会科学的东西,都要由量化来进行比较,于是就出现了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机会主义的东西,见机行事,没有定型。我个人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们现在的价值观问题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涉及到一个信仰的转正问题,所有这些东西背后都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信仰是最根本的东西。习近平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钙,没有理想信念这个钙,我们就得了软骨病,于是就出现了消费主义、相对主义、机会主义这些东西。
    2、心态有些焦灼
    (1)发展不平衡——急躁。比如我们广东发展得这么好,我们重庆怎么这么差,我们有点急;还有这个行业这么好,那个行业不行,我们也急;还有这个区域的工资高一些,那个区域的工资低一些,我们也急。
    (2)分化很厉害——烦恼。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来了一个调研报告,说中国社会现在分为十大阶层,倒数第一阶层是无业、半失业、失业者;倒数第二阶层是农民;倒数第三阶层是产业工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党旗上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拿镰刀的,一个是拿榔头的。拿镰刀和拿榔头的人,我们党旗上举得最高,在现实社会当中待遇、生活最差。我们共产党就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就比较烦。
    (3)竞争太激烈——忧虑。一个岗位10个人去竞争、100人去竞争、甚至是上千人去竞争一个岗位。什么叫太激烈?就叫做过度竞争。什么是过度竞争?就是胜利者太少的竞争,让我们看不到多少希望。什么道理?我们又想起老夫子的一句话:无恒产者无恒心。我们之所以这么焦急、这么烦、这么忧虑,就是我们没有固定的财产,我们只靠工资,一旦下岗的话,我们生活都成问题。假定我还有一套房子出租的话,比如说王书记叫我马上下岗,我也不着急,为什么?我那套房租还可以有5000元,我的股票还有2000元。如果有这种财产性收入,就好办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人的心之所以还在不停地动,肯定就是东西他没有,自己没有东西,它老要打人家的东西的主意,这就是问题。
    我原来在重大的时候,我跟我们的校长说,对大学生谈恋爱不要固定得太死,不一定说不能谈。因为有的人他智商高、情商高,既读书又谈恋爱,他两手抓两手硬、双丰收,这是可以的。我就跟我们的校长调侃说,如果你叫我们的大学生不谈恋爱,一个小伙子没有找到对象(因为我们重大是以工科为主),毕业后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了以后,他找不到老婆那就很麻烦。我说当一个男人没有自己老婆的时候,他一定要打人家老婆的主意。这就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很严重的。“无恒产者无恒心”,为什么大家心不静?就是我们的制度没有固定,游戏规则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我搞不懂该怎么弄?一会说应该提拔年轻人,那我们年轻人就等一下;一会说我们要有资格的上去;一会说设立这个条件、一会说设立那个条件。不停地变化给我们的最终感受是什么呢?整到一下是一下,先下手为强。
    所以,我们中央台去年“春运”的时候就来一个抢票的软件。为什么叫“抢”?机遇不抢的话,不知道下一次有没有?制度没有转型、没有定型,那个“型”特别重要。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叫:制度的成熟与定型。型要固定下来,我们心里才安分守己。但什么是型?原来我在宣传部的时候讲学习型党组织,所谓型就是一种结构,某种固定的结构。比如说我们有体型,我们踢足球有阵型,你看我们广东恒大给我们长了很多面子,鼓了很多士气,那个阵型好,当然队员的素质也好。有一个极端案例,一个人要搞发型,他只有三根毛也要搞发型,理发师说要怎么样搞发型,他说很显然只能搞边分,三根毛肯定是一边两根,一边一根,这个叫边根,也是一种发型。这个理发师不小心又弄掉了一根,他说这下完了,只好搞中分了,一边一根。最后又弄掉了一根,他说没有办法了,我这辈子不能成型了,我只好披头散发了。现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一个是要构成一个体系;第二个真的要固定,否则老百姓的心态还是不会安定的。
    3、思想有些困惑
    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中国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纠结了很久,最后归纳成“德先生”与“赛先生”。德就是民主,赛就是科学。我们这几十年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下来的,讲民主、讲科学。最后,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又把科学的东西当成显学。后来未来学派就告诉我们:高科技会带来高情感。原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没有看懂什么叫高情感?就是把远的东西看得很近,我们知道奥巴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普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我们隔壁在做什么。远的东西看得很近,近的东西看得很远。我们原来一个院子里面,一个人生了病,一个人死了,我们一起要悲痛几天。现在的话,如果哪天看新闻网上不栽倒一两架飞机下来,就觉得今天的新闻没有什么看头。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受感触,一个老人他的腰疼,疼了几十年,看了很多医院,最近一个医生把他的衣服撩开,给他摸了一下,他居然就哭起来了。这个医生莫名其妙,老人家怎么哭了?他说我这辈子看病,你是唯一的一个亲自用手来摸我腰的人。原来是怎么看的?他说原来都是用机器,这个机器进去,那个机器出来。这就是高科技带来高情感,人之间确实缺少一种亲近。
    于是让我们想起周易的古训“天行健”与“地势坤”。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以后,可能像天体一样,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一天都自强不息。但是可能我们就搞忘了,还有地势坤,要厚德载物的事情。我们做的东西太多,搞忘了做这个东西的根在哪里、基在哪里、本在哪里?我们手段很多,但是目的究竟是什么?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反把他乡作故乡”的情况。所以,这就涉及到传统的转化,我们对传统该如何来看待问题?我们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我们的理论要转化,传统要转化。
    4、学术有些蹉跎
    (1)主体——客体。究竟是“中国化”还是“化中国”?我们终于搞懂了,现在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确实自觉不自觉地在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关系有点颠倒。
    (2)手段——目的。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党用的这套理论,如果现在还拿来作为执政党来使用的话,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的问题就颠倒过来,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3)职业——事业。我们作为搞学术的人,社会科学工作者本身也要检讨一下,它究竟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个事业?本来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指出社会的毛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办法有什么?这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的知识分子变成知识“混子”,他混日子去了,怎么过就怎么过。还有拿知识来卖钱,成了知识“贩子”,像商人一样。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学术,包括我搞了几十年学术,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搞学术真的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涉及到理论的转换。如何从一个传统的、革命的理论转化成为现代的执政的理论?如果我们还讲原来那套理论的话,无异于没有与时俱进,很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5、外人有些评说
    外人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凡是看得见的都了不起,凡是看不见的,都有问题。这句话说得很尖刻,我们高楼大厦看得见的都很了不起,看不见的空气、地下水、食品里面的东西,特别是我们脑袋里面的东西,我们的信仰、伦理、理想等等这些东西。“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的观念也要转化,要不断地好好思考我们这些问题。
    小结:价值观需要大气候,需要我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后实现文化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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